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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记者博客群

 
发布时间:2008-04-22 15:40:16

办报:开创“国民性改造”思想母题

1912年11月28日,在结束了漫长的流亡生涯后,梁启超终于又回到暌违了14年的北京,他受到的欢迎空前热烈,“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不无自得地说了一句??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

 

梁启超如日方天的声望,部分来源于他14年的政治流亡岁月,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他过去多年为中国变革所作的持续鼓吹。

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许多人看来,梁在学术领域的多方开拓深刻影响了中国往后的学术风气,而梁启超通过办报启悟国民的种种努力则呈现覆盖面更为广泛的影响:“先生言论,风靡一时,举国思想,为之丕变”。

189812月,此时“戊戍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才刚刚三个月,梁启超便着手创办旨在“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士气,增长国人之学识”的《清议报》。这份每10天出一期,每期40页的《清议报》在创刊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跃居中国报纸发行量的首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梁启超的言论魅力与论题设置的高超能力。

在梁启超传奇的一生中,他对自己从事的其他活动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动摇与怀疑,但办报似乎是个例外。自从协办《中外纪闻》开始,梁启超就一直认为鼓吹维新、启悟国民,报纸是最好的选择。

对梁启超来说,“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者”的无上荣光实际上是在他创办《新民丛报》后才最终完成的。

“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也是梁启超摘取中国古典经籍《大学》“新民”两字来命名报纸的原因。选择在1902年元旦推出《新民丛报》,同样被他赋予了这样的特殊含义。

《新民丛报》的诞生标志梁启超思想的一次关键转折,制度层面变革不再被他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要务,改造国民性成为了他终生不渝的事业。

《新民丛报》激越的呼号让梁启超的拥趸们再度聆听到梁启超吹响的革新号角,他们在此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并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考,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不仅仅满足于那些多少有点空泛的思索了,走出书斋的他们开始投身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行动中来了。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便开始长文《新民说》的连载,提出了以新道德、新观念、新人格重铸刚健活泼的国魂、民心。“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开列的改造国民性药方作为一种“思想母题”在随后100多年里一直为鲁迅、毛泽东、柏杨等文化精英所强化与延续??对于他们来说,国民精神的重塑是“第一急务”。时至今日,我们从譬如公民道德建设等等的口号中,也还发现梁启超改造国民性不绝如缕的余响。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关键性观念也作了广泛的引进与嫁接。马克思主义就是由《新民丛报》第一次介绍给国人的,梁启超甚至做出了“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之世界”的预言。

《新民丛报》时期事实上也是梁启超创作力和思考力最为英姿勃发的时期。在他自述里,他曾经无数次动情地描述过自己通宵达旦为报刊撰写文章、评论的情景,“无日无梁氏之文章矣”。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文字后来大多收进了《饮冰室合集》。

兴学

奠定中国现代教育学制

这段历史,已为绝大多数国人所淡忘??晚清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领头的唐才常在起义失败后被砍了头,同时遇难的,还有其他20多人。

从历史裂隙中散发出来的微光中,我们惊讶发现:这20多名死难者中,有5位竟来自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而其中还有一位名声更为显赫的同学,名叫蔡锷。

他们究竟来自哪个学校?是什么样的师长教出这样的学生呢?

 

    岳麓山下,橘子洲头,三湘大地,情韵别具。

1897年,应陈宝箴、谭嗣同、熊希龄等人的邀请,年仅24岁的梁启超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教职。

时务学堂的经历是梁启超教职生涯的开始,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实际上也是他一生不变的梦想。渊博的学识,亲切的态度和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让梁启超很快折服了所有学生。

备课、批作业,那时的梁启超每天几乎都要忙到深夜。时务学堂一位学生曾以抒情性的笔调动情地记录了梁启超子夜时分给学生们批改作业的情景:夜深之时,更鼓之声巷子深处传出,或者已是黎明,淡淡的白光又将渐次展现长沙古城的江韵山色。

关键问题是梁启超似乎也将自己激越的感情与血性传递给了这批学生。

在那次自立军起义中,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质5烈士就是时务学堂第一班同学,叱咤风云的蔡锷也是这个班的。他们同学当中还有民国初年出任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创始人的范源濂、黄埔军校教育长并兼任校长的方鼎英、一代学术宗师杨树达等。

湖南时务学堂前后开设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学生也只有区区的百来号人,最终却以如此这般的形迹走进中国近现代史的光荣名册,实属少见。“以一短命之学堂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多年以后,年迈的杨树达回忆起自己的母校时仍情难自已。

在这,梁启超再次写下自己的荣光,他在此间的非凡传奇逶迤而去。

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事情,近年多经演绎,已广为流传,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事迹更是脍炙人口。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清华大学的校训、校徽实际上也是梁启超拟就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在梁启超为期不长的清华园岁月中,那些至今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对于这位“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的师长无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也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在后来学术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比如陈守实,比如名气更大的谢国桢,比如开一代诗风的徐志摩。

谢国桢家贫,毕业后找不到职业谋生,爱才如命的梁启超闻讯后干脆将他延聘到自己家中做女儿梁思达、梁思懿的家庭教师,“同桌吃饭,比坐论学”。“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粗有辑者,皆由先生启迪之。”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制事实上也是梁启超创制的,1898年,梁启超受光绪帝之诏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草拟章程。梁启超引进西方学制,在传统经学、理学之外,倡议在京师大学堂设立数学、商学、医学、工学、矿学、政治学等25门课题。后来,中国学制此后虽多经变革,由梁启超奠定的基本格局却相沿至今。

除了在北大、清华、南开的足迹外,梁启超还通过演讲、面授方式,影响了新世纪之初的无数中国学子,在中国学术谱系上,开创了梁门弟子的辉煌文脉。梁启超对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也有良好的贡献。

问政

着力鼓吹中国宪政

1919年5月2日,创办不久的北京《晨报》头版头条刊出一份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内容如下: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晨报》编辑为此份电报还专门配发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林徽因之父)写的按语: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

5月3日北京学生集会商讨行动方案,翌日彪炳千古的“五四”运动发生。

 

以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身份参与巴黎和会的梁启超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引发了“五四”运动的。

实际上,“五四”运动也是梁启超20多年从政经历的谢幕之作,此后他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将“返回学术专心著述”。

此时距离“公车上书”已过去了24个年头了,梁启超却依旧跋涉在中国现代化民主进程的漫漫长路上。

回顾走过的历程,无论是此前与蔡锷师生携手反对袁氏当国称帝,还是1917年联络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入京讨伐张勋复辟,梁启超自1911年武昌起义后一直义无返顾地奔走在“卫护共和”“鼓吹宪政”的道路上,他所梦想的只是尽量避免中国这艘帆船行走在远离正确方向的航道上。

经过电影《知音》的演绎,人们对于蔡锷、梁启超他们在1916年发起的护国运动有了太多与史实无关的浪漫想像,但必须承认的是,如果没有梁启超、蔡锷等人身体力行的匡护,中国的民主进程会不会因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国而延宕、而逆转,将是个巨大的疑问。

1917年,说动段祺瑞马厂誓师挥师入京,击碎张勋复辟迷梦,同样体现了梁启超执着的政治理想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对于梁启超先后两次“再造共和”的举动,后人显然给予了充分肯定。至于梁启超在民国之初出任进步党理事,并于1913年、1917年两次出任熊希龄内阁、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的经历现在则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虽然梁启超也想以自己的种种知识来拯救风雨飘摇中的民国政府,但最终的实践给他带来的却只有深沉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以一种最为扭曲的形式撞击他的心灵。

沮丧与无奈??似乎才是步入政坛后的梁启超真实的心理图景,“以吾侪恬淡坦率之性,杂于虎豹蛇蝎中,而日与为缘,虽烂额焦头,于事何济,而痛苦亦至不克任”。

在贪残武夫与堕落政客的双重夹击下,梁启超在内阁中实际上几无用武之地,“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裨益”。

虽然冷眼看穿,到底热肠挂住。1919年,梁启超与君劢、蒋百里又决然踏上了前往巴黎出席和会的轮船。是的,这次,他决心为自己热爱的祖国再作一次努力。

梁任公毕竟梁任公,又一次以自己的微弱之躯,拖动中国迈向新文明。

为文

更新中国学术范式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个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到的。

这是梁实秋在自己的《雅舍小品》中对梁任公先生一次演讲的描述,当我们试图对梁启超的学术成就作一个基本的评价时,类似的困境仍让我们疑惑:是没有什么学问;是有一点哩;还是学问大大的呢?

 

摆在面前的《饮冰室合集》,共有148卷??几乎有一个人那么高了??1400万字,这样的篇幅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要说写,就是粗略浏览,也是个艰巨的任务。

庞大的篇幅是个巨大的惊叹号,其宏富与繁杂的内容,同样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史学、哲学、佛学以及梁启超为数众多的政论、杂文,这些已为大家所耳熟能详,但如果我们看得足够仔细的话,在《饮冰室合集》里还会发现梁启超关于国际资本、公债税赋、水泥配方等方面的精彩论述,梁启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范围实在是个令人赞叹的奇迹。

这样的一种状况充分说明了以下的问题,一是勤奋,惊人的勤奋。这一点如果与梁启超颠沛流离的一生联系起来看的话,印象尤其强烈。二是才气,惊人的才气。作家梁容若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可以印证一二:“他的《戴东原传》是一昼夜赶成,《戴东原的哲学》是接连三十四点钟不睡觉写出”,《南海康有为先生传》也是梁启超在四十八小时写成的。事实上,梁启超惊人的记忆力和“倚马立就”的写作速度向来都是一个传之久远的奇迹。三是能力,惊人的能力,作为可能是中国学术史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在他并不算太长的人生中,对中国人文学科所作的覆盖式开拓和范式更新,是将中国学术从繁琐的经籍考据中拯救出来的原初动力,而与世界现代学术潮的对接也应当视为梁启超的一大功绩。“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不仅如此,几乎在每一个具体领域,梁启超都是开风气之先。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由梁启超发其端,却多在梁启超之后定其型。”

事实上,即使再挑剔的学者也无法忽视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巍峨身影,问题是,怎样的评价才是适当的?

梁启超对自己学术上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有清晰认识: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并真切告诫学生刘海粟??才成于专而毁于杂。

不过,当晚清民初危局,万马齐喑,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首要任务启蒙国民,这是不容推卸的“第一急务”。精深的学术钻研,不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是在匡时济世的怀抱下,它实在只能退居第二位。“浅且芜”的学术面貌其实是基于当时的情势和知识精英的自觉选择,不过梁启超最终还是以自己非同凡响的才气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作出全面的开拓创新,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学术风向和治学路径,实现了中国学术与世界的即时对话??以觉世始而以传世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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