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领衔岭南文化第一次“北伐”
乡间小儿“圣人为”
“一团乱糟糟的街巷，重复着我祖先古老的名字”，当我们在当地司机的引导下，找寻南海银塘乡苏村康有为出生地“涎香古屋”时，博尔赫斯的诗句不期而至。
逼仄弯曲的街巷，混乱穿梭的人流，恰当的诗句描摹着眼前的一切。
这个“祖先古老的名字”叫康有为，许多虚实难辩的英雄叙事总喜欢在他那里找寻属于自己的光荣源头。
“涎香古屋”和依古屋兴建的“康有为纪念馆”就在这条没有名字的小巷尽头，无声却又执着地切出一道与历史叙事有关的裂隙。
1895年康有为中进士时竖立的旗杆夹以及1998年由其堂侄女陈康静瑜女士斥资450万元重建的澹如楼、九曲桥、康氏宗祠，在4月的阳光下静谧地矗立着，但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
一粒投落在“中国文化边徼地”（梁启超语）的种子是如何生长出思想的繁枝茂叶的？
“32岁之前，康有为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这里”，在康有为纪念馆工作了13年之久的馆长徐佩英介绍说，“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受到通缉，苏村康氏很多人都举家外迁避难，留下来的只有两三家，村里与康有为有亲属关系的,现有就只剩下近90岁的康保基老人了。”
从纪念馆右边小巷步行十几步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涎香古屋”了，这是典型的广东民居??青砖“镬耳屋”。据了解，在康有为之前，康氏家族已在此居住了五代，所以在康有为的相关记述中对此有“百年老屋”之说。抗日战争时古屋受到严重毁坏，直到1983年才由南海政府重新修复，“去年屋顶漏水，又弄了一下”。
厅房右侧为主房，“南海圣人”康有为就出生在此。当年的故物大多已无从寻觅了，只有悬挂在大厅的这盏“西洋灯”还在。显然这在当时是个时髦的舶来品，灯座还有煤油，热情的徐佩英馆长甚至还用打火机为我们点燃了这盏百年老灯??簇新新的火焰悄然燃烧、跳跃了起来。
具有强烈神秘主义倾向的康有为曾为自己的诞生编排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神奇传说，实际上，这些传说绝大多数并不可信。他的出生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无两样，可以肯定的只是作为长孙，他的到来给当地望族康家带来了巨大喜悦。在康有为自撰的年谱《我史》中，他曾无限深情地记述了祖父康赞修为自己的出生所写的《闻长孙有钦生》诗句：久切孙谋望眼穿，震雷未发巽风先。漫将璋瓦猜三索，忽报桑弧画一乾。画省孤灯官独冷，书香再世汝应延。可怜大母含朝露，空话含饴慰九泉。
这首艺术性并不高的诗歌除表达了祖父康赞修的欣喜之情外，还向我们透露了祖父给这个康家长孙起的名字是“有钦”，而不是“有为”。康有为自己对此的解释是苏村叔祖们在向远在连州的康赞修报喜之前已给自己起了“有为”这个名字了，并已在老家的亲友中广泛使用。祖父所起的“有钦”便只好弃用。
镶嵌在主流叙事边缘的这些花边逸闻，却向我们暗示了康有为身上那种强烈的家国使命感究竟从何而来。在中国乡土大地上，长孙的身份意味着很多，只不过这种发轫于家族责任承担的使命感，在国难当头的晚清时局，进一步强化为一种面向民族文化危机的更为具体的关心和责任。
与其他乡村孩童并不一样的是，康有为的蒙学训练事实上很可能从四岁时便已开始，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这种对于知识的追求是来源于心底的自觉。
五岁就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就能阅读《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使得有过目不忘非凡能力的康有为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神童”美誉。
但他在同龄伙伴中是否是个受欢迎的人却颇受疑问，在梁启超的记载里，“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的康有为从很小时起就有了绰号“圣人为”??盖也以其开口动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梁启超在此荡开一笔将自己的师傅好好调侃了一番。
康有为的1879
天空突然就下起了雨，落在林间的树梢上，落在陡峭的山径上，更落在历史柔软的页册上，那些行走在记忆边沿的往事此时似乎也清晰起来了。
从“涎香古屋”出来，驱车20多公里，我们又开始新一程追寻康有为之旅：西樵山三湖书院。
三湖书院建于乾隆五十四年，因位于西樵山内的应潮湖、鉴湖、会龙湖之间而得名，现存三湖书院是1987年重建的，不过仍用林则徐题写的门匾。也许是下雨的缘故，书院并无其他访客。
屋内，绝静。
康有为当年的形迹已经无从寻觅了??院内大厅左侧那幅“春尽花魂犹恋石 雨余山气欲吞湖”只是临摹之作，虽然落款写着：新会梁启超并记。
就学于粤中大儒朱次琦礼山草堂的康有为为何在1879年突然心性大变入西樵山“散发啸歌”，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段聚讼纷纭的公案。
1879年从礼山草堂的出走，无疑是康有为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核心事件之一，如果说此前的学术活动更多地呈现出学习承传的特质，那么入西樵山后的康有为显然已开始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华丽转身，步入了锻打自己独特思想体系的路程。
研究者们也发现，康有为一生重要的学术成就，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乃至千古奇书《大同书》等，都可以从这一年康有为在三湖书院的经历中找到可靠的线索。
康有为在《我史》中也承认：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
从14岁“始就童子试”不第，到19岁“应乡试不售”，对此，康有为并没有怨艾，眼光却投向更为辽阔的远方，怀抱天下。
康有为在1879年所作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作为今文经学批判先声的《何氏纠缪》，作为《孔子改制考》理论底蕴的春秋公羊学，无不囊括在康有为1879年的“俯读仰思”范围之内。难怪作为康有为最有名学生的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也认为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
但这些并非康有为1879年的全部情节，更为关键的是，那一年的秋冬时节，他第一次游历了香港。
怎样评价这次游学对他心灵的触动都不过分。此前，17岁的康有为已有了关于“万国之故，地球之理”的初步知识，但这次“薄游香港”却让他对于西方文明的“含糊而一般化”的知识想像得到了一次切实的印证：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就康有为个人而言，此次游学的即时后果是“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时西学之基矣。”
在随后的数年里，康有为再次游历了香港，继续奔走在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路途上。
万木森森一草堂
难为情的，只是患历史感的人。
从西樵山东行40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位于广州中山路长兴里的万木草堂，这是追寻康有为遗迹的第三站。
经过两年的整修，万木草堂故址已焕然一新了，完全不同于数年前那番破败的情景了。那时的万木草堂更像一座棚户区。一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民工在书院内搭建了为数众多的棚子、厨房，那些从历史上游顺水而下的书香情韵荡然无存。
2005年年底，广州市政府投入1300万元对草堂进行为期两年“修故如故”的修缮，去年10月已完工验收。
事实上，无论在康有为的笔述里，还是在梁启超的记忆中，万木草堂的岁月都是一段充满甜密细节的动人经历：
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来学多志士，若韩文举、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讲贯至夜深，又以暇著书事母，是时精力尚足。
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
是时，所编辑之书甚多。而《孔子改制考》体裁博大，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
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
万木草堂讲授的除了传统经史子集的讲解与考辩外，还开设了音乐课、军事课（兵式）以及体育课（体操）等多个现代教育学科，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皆属创举”。
当年那些身穿长衫、拖着长辫子的书生摇头晃脑引吭高歌的情景已经湮没在历史烟尘里，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穿着长衫的士子是如何在鞍马上完成高难动作托马斯全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某种注定将全面刷新中国文化面目的新东西已经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悄然生长了。
在走进北国的风霜雪剑之前，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在南粤大地思想行程的最后一站。
一如知名学者杨念群在那本论述中国近现代儒学地域性特点的书籍中所说的那样，正是在广州的万木草堂，康梁他们完成了将“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考辩提升为一种全国性的话语实践”。
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不但基于万木草堂聚集培养了为数众多的维新精英，还可能来源于康有为最具影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也都是在此刊刻、撰写的。
在许多学者的眼里，万木草堂时期正是康梁为岭南文化在近现代史上的首次“文化北伐”进行充分的人才储备和理论储备的关键时期。
更值得重视的是，通过对传统话语“六经注我”式的认知和注解，来为当下的革新提供思想动力和合法性辩解，成了此后100多年来中国面向现代语境时一以贯之的文化路径。
其间的1888年，在翰林编修张鼎华的邀请下，康有为借上京应乡试之机到了北京，时值中法海战“马江之败”，痛切“国势日蹙”的康有为以平民身份向光绪帝上了“万言书”??极言时危，请求及时变法。
可以想像得到，这封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一书”的奏折最终并未能送达光绪帝。
医国奇才芳百日
康有为在北京的最后遗痕，就这样被无情地抹去了。
中新社为此配发的图片时至今日还深刻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妇人呆站在一片废址上，神情委顿、目光黯淡。
据康有为自己的记述，当年他就居住在当时这座名为南海会馆的院子里。因当年院中有七棵树，康有为又将其命名为“七树堂”。
“七树堂”步入历史的时刻发生在1895年4月。
龙旗飘飘的北洋舰队已全部倾覆在黄海滔滔海浪之下，年迈的李鸿章无奈又一次展开屈辱之旅，跨海赴日。
心急如焚的康有为在年谱中记述道：
由南粤士子率先发起的拒和建议，显然得到了在京参与科考各省士子们的广泛应和，并以燎原之势迅即蔓延：各省莫不发愤，连日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更是“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
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充满血性与激情的时刻，在“七树堂”，康有为在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用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的时间，再次撰写了以“拒和 迁都 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万言奏折，并联合18省1200名应试举人，发动光耀史册的“公车上书”。
由于和约事前已签署，这份奏折事实上也未上达光绪帝，但被外国汉学家定位为“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的“公车上书”，它带来的效果是把变革维新之火向外作了全国性的广泛传播，在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当中所引起的震动不言而喻。而广东史上第一次“文化北伐”也正经由此役收获了自己最为关键的一场胜利。
对于康有为个人来说，此次“公车上书”为他带来了全国性的广泛影响与崇高地位，恢弘的“戊戌变法”更是由此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康有为持续向光绪帝上呈变法条陈，“生于深宫之中，养于妇人之手”的光绪帝藉此终于了望到西方新文明的稀微之光，并最终下定决心实施中国史上第一次以西方为坐标系的维新变法。
1898年的
关于“戊戌变法”，近年来显然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关于这次以西方为坐标系的革新运动，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众说纷纭，在此略过。
值得关心的是，当呼号奔走多年的维新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之时，已41岁的康有为，此时此刻又有怎样的心情？无论是康有为自己，还是梁启超对此都没有详细的记述，这些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人文细节已永远流亡在历史记忆之外了。不过，康有为此时已写就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篇章。
满耳风雷，一页翻过。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康有为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续写着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传奇。
1927年，康有为在度过自己完美的70岁寿辰后，于当年的